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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富山宝实业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福星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宝安区福永物业发展总公司、深圳市金安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www.cslawyer.com.cn 13-03-15 14:06:46  【关闭

深圳富山宝实业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福星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宝安区福永物业发展总公司、深圳市金安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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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摘要 ]
  合同一方当事人构成根本违约时,守约的一方当事人享有法定解除权。合同的解除在解除通知送达违约方时即发生法律效力,解除通知送达时间的拖延只能导致合同解除时间相应后延,而不能改变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解除异议期间,在解除通知送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民一终字第 45


  上诉人 (原审原告 ):深圳富山宝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礼庚,该公司代理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国安,广东信利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冲,北京市天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 (原审被告 ):深圳市福星股份合作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锦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峰,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易民胜,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 (原审被告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物业发展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光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治民,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耀权,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 (原审被告 ):深圳市金安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勇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卫星,广东金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达琴。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大金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金龙,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少元,广东粤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校红,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海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中青,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继承,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庭勇,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问题是:富山宝公司与福星公司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性质、效力问题;富山宝公司在履约过程中是否存在根本违约,福星公司是否享有单方合同解除权,涉案合建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问题。
   ()关于富山宝公司与福星公司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性质问题。 19921214日,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就合作开发涉案土地而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约定,福星公司提供土地,富山宝公司提供资金;涉案项目所得的利润分成以商住楼销售扣除福永公司挂靠费分成,利润 25%归福星公司, 75%归富山宝公司。双方共同管理的固定资产经营或承包、转让等分成则按福星公司占 35%,富山宝公司占 65%。上述约定明确了双方权利义务是各自以其提供的土地、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条件合作开发房地产,并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因此,该合同应定性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随后双方又于 1994212日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虽约定福星公司将其按照上述合作合同书应得的商住楼以固定的价款转让给富山宝公司,但同时也明确了共同管理经营之宾馆、商场铺位是双方共同之固定资产,其产权及利润分成仍为福星公司占 35%,富山宝公司占 65%,且已售的商住楼的管理收入利润按固定资产的分成比例分成 (3565);双方组建物业公司,共同管理,合作管理 50年。由此可见,《补充协议》只是对《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约定的利益分配方式进行了部分调整,并没有完全约定福星公司只收取固定利益,而是仍包含了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利润分配约定。由于《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的性质仍然具备合作开发合同的特征,因此,《补充协议》亦应定性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富山宝公司主张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纳。
   ()关于《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建合同时,涉案土地属划拨用地,但在合同签订后福星公司与国土局签订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了土地出让金,且土地的用途已经批准变更为商住用地,故涉案标的物具备合作开发的条件。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虽都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但此后双方与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福永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 三星别墅 合同书》,约定由福永公司办理涉案项目开发及工程建设的各项手续。该三方合同签订后,土地主管部门应福星公司、福永公司的申请,同意将涉案土地转让给福永公司,由福星公司、福永公司共同使用兴建涉案地块。随后,福星公司、福永公司也与规划部门签订了关于涉案项目市政配套费《协议书》,福永公司也由此对先行开发的部分土地及在建房屋取得了建设主管部门、房产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地产预售许可证》等相关批文。行政主管部门上述一系列的批文、证照均是基于富山宝公司与福星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以及富山宝公司、福星公司与福永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而作出的,故应视为本案双方的合作开发合同,以及三方的合作开发合同已经取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和同意,双方的及三方合作开发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富山宝公司诉请双方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合法有效有理,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富山宝公司在履约过程中是否存在根本违约,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签订的合建合同是否应确认已经解除,涉案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问题。就福星公司而言,涉案合作合同签订后,福星公司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完善了涉案土地进行商住项目开发的用地手续。随后福星公司也完成了整个涉案项目的规划立项审批工作,于 1993713日取得了规划部门颁发的《建设项目详细规划审批表》,此后又取得了富山宝公司拟先行动工兴建部分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可见,福星公司已完成了合作开发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其应履行的主要义务。就富山宝公司而言,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富山宝公司的主要义务是出资及开发建设该项目。经查,对于已缴纳的涉案土地出让金合计人民币 17 338 026元,合作开发合同虽约定应由富山宝公司支付,但富山宝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是其缴纳。又根据福星公司持有的财政部门开出的收据,可认定该笔费用系由福星公司缴纳;而对造价为 31 319 47881元的涉案项目未完工程的工程款,根据福星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富山宝公司诉讼中的确认,可认定福星公司垫付了其中的 26 817 10653元,及剩余工程款、停工补偿费等 796万元,两项共计 34 777 10653元。富山宝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依照合作合同第三条第 ()款第二项的约定提供了资金 1000万元给福星公司作开发费用。涉案项目仅动工修建了三幢 15层近 28 000平方米的框架结构的事实,表明富山宝公司也未能在合同第三条约定的三年内 (1995年底 )完成合同约定的 15万平方米的建设。可见,富山宝公司在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出资义务及开发建设义务上,已构成根本违约。鉴于富山宝公司上述履约情况,福星公司委托律师于 2004425日向富山宝公司发出《律师函》,通知富山宝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该《律师函》虽无福星公司的签章,但函头已明确该函是受福星公司的委托所拟,且福星公司对该委托代理行为予以认可。富山宝公司在其负责人许礼庚于 20041225日签收该《律师函》后至本案诉讼前也从未提出异议。故该《律师函》应视为福星公司发出,并在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之间产生应有的法律后果。由于富山宝公司迟延履行双方合作合同中约定的主要出资义务及开发建设义务,致使双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福星公司向富山宝公司发函通知解除双方合同,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九十四条()项关于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福星公司解除合同的通知已于 200412 25日到达富山宝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九十六条的规定,应依法确认富山宝公司与福星公司之间的合作开发合同已经在该通知到达富山宝公司时解除。富山宝公司诉请继续履行其与福星公司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以及要求确认富山宝公司享有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兴围路口西 金银城 房地产项目的土地房屋 75%的权益,因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九十七条关于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 的规定不符,依法予以驳回。另外,富山宝公司诉请解除富山宝公司、福星公司与福永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 三星别墅 合同书》,由于福星公司、福永公司均同意富山宝公司该诉请,对此依法予以照准。
   ()对于富山宝公司主张福星公司利用职权将绝大部分售楼款截留私分,导致涉案项目无后续资金停工的问题。该问题涉及对《核算报告》第 (3)项所载福星公司支取售楼款港币 1620万元的性质认定。经查,福星公司提交的截止 19941223日《首期结欠报告》及截止 1996918日的《第二期欠款结算情况》清楚载明了:富山宝公司之前对福星公司的欠款在扣除福星公司收取的售楼款 900万元港币、 620万元港币及富山宝公司还来的其他款项后,富山宝公司仍先后结欠福星公司人民币 12 643 39702元和 8 740 22770元。这两笔结欠金额与富山宝公司随后出具的两张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完全吻合。同时,上述福星公司取走的售楼款也与富山宝公司随后出具的《物业转来售楼款 (港币 )往来情况》载明的福星公司收取售楼款金额完全一致。上述材料显示的福星公司取走售楼款金额 1520万元,以及富山宝公司取走售楼款金额 600万元,与《核算报告》第 (3)项所载福永公司 (福星公司 )取走售楼款港币 1620万元、富山宝公司取走售楼款港币 500万元尽管并不完全一致,但富山宝公司诉讼中对此除了同意按其取走售楼款港币 500万元来认定外,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及载明的内容并不持异议;而福星公司也同意富山宝公司的上述意见,以《核算报告》为准来认定各自取走的售楼款。对此,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照准。基于以上事实,福星公司主张《核算报告》中福星公司收取的 1620万元售楼款是富山宝公司向其偿还以前的欠款且为双方所认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采信。富山宝公司主张福星公司利用职权将绝大部分售楼款截留私分,导致涉案项目无后续资金停工,因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纳。
   ()对于富山宝公司诉请确认福星公司与金安城公司签订的《 金银城 置换合同书》及《 <“金银城 置换合同书 >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 金银城 置换合同书》及《 <“金银厅 置换合同书 >补充协议》由福星公司与金安城公司签订,设立的是福星公司与金安城公司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且福星公司在与金安城公司签订上述合同时,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之间的合作合同已经解除。故富山宝公司既不是上述两合同的签订主体,也与上述合同确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富山宝公司诉请确认上述两合同无效,依法不予处理。
  至于大金利公司主张涉案土地使用权属其所有的问题,因与本案讼争的福星公司、福永公司与富山宝公司之间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大金利公司应另循途径解决,在此不作处理。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六十条第一款、第 九十四条 ()项、第 九十六条、第 九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十三条、第 六十四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富山宝公司、福星公司与福永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 三星别墅 合同书》;二、驳回富山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760 010元,由富山宝公司负担 684 009元,福星公司、福永公司负担 76 001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 5000元,由富山宝公司负担。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 1.福星公司是否与富山宝公司解除了《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 2.富山宝公司是否享有 金银城 项目 75%的权益。 3.福星公司、福永公司与金安城公司签订的《 金银城 置换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 4.大地公司是否应当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
  一、关于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之间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是否解除的问题。
  本院认为,第一,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合法有效。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就合作开发涉案土地签订了《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该合同明确约定了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约定了合作方式为福星公司提供土地,富山宝公司提供资金作为投资条件,双方共享利润、共担风险。虽然签订该合同时,双方均无房地产开发资质,且涉案土地亦为国有划拨土地,但随后双方又与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福永公司签订了三方合作开发合同,并陆续缴纳了土地出让金,还将涉案土地变性为商住用地,同时也取得了政府相关部门审批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地产预售许可证》等行政批文,因此,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双方在合作开发房地产方面先期存在的资质缺陷等问题得以弥补,据此应当认定双方之间系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二者之间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应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应当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
  第二,福星公司已经履行了《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约定的主要合同义务。福星公司在该合同签订后,先后办理了涉案项目的用地审批手续,完成了规划立项审批工作,依法取得了《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从而基本完成了合同约定的由其承担的主要义务。
  第三,富山宝公司构成根本违约。首先,根据二审庭审查明事实,富山宝公司仅在涉案土地上动工建设了三幢 15层近 28 000平方米的未完建筑,这与合同约定的应在三年内完成 15万平方米建设相距甚远。其次,按照合同约定,对于已缴纳的涉案土地出让金应由富山宝公司支付,但根据福星公司持有的财政部门开出的收据,证明该笔费用 17 338 026元系由福星公司缴纳。再次,富山宝公司本应按照合作合同约定提供资金 1000万元给福星公司作开发费用,但富山宝公司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最后,在涉案工程建设过程中,富山宝公司应当按约履行全部出资义务,但对造价为 31 319 47881元的涉案项目未完工程的工程款,根据福星公司提交的证据以及富山宝公司一审诉讼中确认,福星公司垫付了 26 817 10653元以及剩余工程款、停工补偿费等 796万元,两项合计 34 777 10653元。由此可见,富山宝公司均未履行其应承担的出资及开发建设项目的主要合同义务,其行为构成了对合同义务的根本违反。
  第四,福星公司有权解除其与富山宝公司之间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由于项目建设中富山宝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导致未完工程被列为清理对象的深圳市 52个问题楼盘之一,致使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鉴于此,作为守约一方的福星公司委托律师向富山宝公司发函,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是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行使法定解除权,并无不当。
  第五,福星公司已经解除其与富山宝公司之间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首先,福星公司委托律师发出了解除合同的律师函,虽然该函件未加盖福星公司的公章,但函件中明确载明受福星公司的委托所拟,且福星公司作为委托人对此予以认可,因此,该行为并未违反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不能以该函件未加盖福星公司的公章而认定无效。其次,尽管解除合同的律师函上签署日期是 2004425日,而送达富山宝公司的时间却在 2004年年底,前后相差 8个月之久,但是,合同解除的确定是以享有解除权一方的相关文书送达到相对方之时作为开始发生法律效力的依据,送达时间的拖延只能产生合同解除的起始时间相应后延的后果,而不能导致相关文书送达后不发生法律效力。富山宝公司提出的因送达长达 8个月从而应当认定解除合同无效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虽然在一审判决中认定,福星公司提出了解除其与富山宝公司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但福星公司提出这一诉讼请求并不能否定解除合同的律师函已送达到富山宝公司这一法律事实的存在。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二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对 合同法 九十六条、第 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富山宝公司于 20041225日收到解除函件后,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行使异议权。因此,应当认定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已经在合同解除函到达富山宝公司时解除。至于富山宝公司在一审中申请对 金银城 项目投资情况进行审计,以及富山宝公司在本案项目是否另有其他投资款项及其返还问题,因富山宝公司未就合同解除后其投资款的返还问题在一审中提出诉请,故本案二审亦不作处理,富山宝公司可另案解决。
  第六,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之间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没有继续履行的可能。 金银城 项目被深圳市人民政府列入清理范围的问题楼盘后,在当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协调下,福星公司与金安城公司就 金银城 项目烂尾楼项目的后续补救开发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置换协议。这一置换协议不仅得到了当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认可,而且已经实际履行。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之间不存在继续履行《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的现实条件和可能。综合以上,富山宝公司提出的双方之间合作开发合同并未解除,主张继续履行该合同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富山宝公司是否享有 金银城 项目 75%的权益问题。
  本院认为,第一,从双方约定看,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的约定,福星公司以提供土地、富山宝公司以提供建设资金作为投资条件,涉案项目所得的利润分成以商住楼销售扣除福永公司挂靠费分成,利润 25%归福星公司, 75%归富山宝公司,双方共同管理的固定资产经营或承包、转让等分成则按福星公司占 35%,富山宝公司占 65%;随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福星公司将其按照上述合作合同书应得的商住楼面积的 25%以固定价格转让给富山宝公司,但同时明确了双方共同管理经营之宾馆、商场铺位为双方共同的固定资产,其产权及利润分成仍为福星公司占 35%,富山宝公司占 65%,且已售的商住楼的管理收入利润按固定资产的分成比例即 3565分成;由双方组建物业公司,共同合作管理 50年。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系就合作项目的利润而非不动产物权所作的分配约定,《补充协议》则是对分配比例进行的部分调整。富山宝公司享有的是合同权益,就其性质而言应属于债权,而不是对 金银城 项目上的土地和地上建筑物享有 75%的物权。
  第二,从法律规定看,我国《 物权法》第 九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 金银城 项目土地使用权不仅从未登记在富山宝公司名下,反而因其违约导致福星公司与富山宝公司解除了合作开发合同。富山宝公司在合作开发合同被解除之后,不再享有 金银城 项目土地的使用权利。
  第三,从合同履行看,富山宝公司能否最终取得《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中约定的 75%的利润,既取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是否全部完成并通过结算后产生利润,又取决于其是否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在整个合作项目没有完成、双方之间的合作开发合同已经解除以及富山宝公司在合作开发中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况下,即主张其享有 金银城 项目 75%的权益,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此外,尽管双方于 19942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福星公司将其按照上述合作合同书应得的商住楼面积的 25%以 191362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富山宝公司,但是,富山宝公司未向福星公司支付转让款,该《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综合以上,富山宝公司有关对 金银城 项目享有 75%权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福星公司、福永公司与金安城公司签订的《 金银城 置换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
  本院认为,第一,福星公司是在依法解除了其与富山宝公司之间的《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之后,才与金安城公司签订了《 金银城 置换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由于涉案项目土地使用权主体为福星公司和福永公司,作为该宗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福星公司和福永公司自然有权自主决定与其他市场主体签订涉案项目置换合同。而富山宝公司既非置换合同的利害关系人,亦非置换合同的相对人,其请求确认《 金银城 置换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无效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第二,由于富山宝公司的违约行为,致使 金银城 项目成为被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列入清理范围的问题楼盘。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政府等相关行政部门的协调下,福星公司与金安城公司就 金银城 项目烂尾楼项目的置换及开发事宜签订了《 金银城 置换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由福永公司和福星公司将涉案土地置换到金安城公司名下,金安城公司对涉案项目独立开发。这一置换合同既符合深圳市政府有关处理问题楼盘的政策,又得到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批准认可,金安城公司随后获得了宝安区政府规划部门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作为善意第三人的金安城公司在与福星公司签订置换合同方面并无过错,其合法权益应获得保护。
  第三,福星公司、福永公司与金安城公司签订上述置换合同并未违反有关强制性规定。首先,该置换合同的签订已经得到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批准。尽管深圳市政府《关于子悦台等 52问题楼盘 处理意见的批复》明确规定置换前应当 自行妥善处理好债权债务关系 ,但该置换合同最终获得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批准,金安城公司还取得了涉案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宗红线地图、深圳市建设用地地界放点测量报告等相关职能部门批准文件,可见,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福星公司、福永公司与金安城公司之间的置换合同是认可的。其次,该置换合同的效力一定程度上获得有关生效裁判文书的支持。富山宝公司就《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问题曾以深圳市规划局宝安分局为被告,诉请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令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 (2007)深宝法行初字第 419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富山宝公司的起诉,该裁定书又于 2008728日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2008)深中法行终字第 35号行政裁定书所维持。再次,该置换合同的内容并不为相关法律所禁止。即使涉案项目存在司法查封,按照 物权法原理,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有关转让不动产物权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亦产生债的法律效力,在解除查封或撤销查封后,当事人仍然可以办理不动产变更手续。因此,该置换合同并不违背《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有关不得转让房地产的强制性规定。最后,该置换合同的履行符合社会利益和公平原则。金安城公司为履行上述置换合同,已经投入资金,用于解决因烂尾楼导致的购房者退房风潮,偿还了业主的购房款项,代为清偿了富山宝公司以项目名义对外的部分借款,项目的有关债权债务已经得到妥善处理。金安城公司履行置换合同的行为,不仅得到了合同相对方福星公司的承认,而且符合公平正义与社会利益的需求。综上,福星公司、福永公司与金安城公司签订的《 金银城 置换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侵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因此应当认定有效。富山宝公司提出的有关确认福星公司、福永公司与金安城公司签订的上述置换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既与客观实际不符,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大地公司是否应当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
  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福星公司在与富山宝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合同的同时,又与大地公司就同一标的签订了内容相同的合作开发合同,但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是由富山宝公司与惠安建筑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并与福星公司、福永公司就涉案项目的财务收支情况达成结算书,签署财务结算报告。上述行为表明富山宝公司是涉案项目的实际履行主体,大地公司虽然签订了书面合作开发合同,但并未履行该合同。
  第二,一审期间,富山宝公司提交了大地公司出具的并经南京市公证处公证的 [(2006)宁证内经字第 58718]《关于金银城项目有关权益的确认书》,载明:鉴于大地公司和富山宝公司分别签订的两份合作开发合同,名称虽然不同,但都同指一个标的,即 金银城 项目,由于在合作开发过程中,大地公司应尽的合同义务,是由富山宝公司代为履行的,即项目中应由大地公司负责投资、融资以及工程建设等事宜,都由富山宝公司独立经办,大地公司并未参与,富山宝公司实际上已经完全取代了大地公司开发商的地位,大地公司为此追认并确认金银城项目 75%的权益属富山宝公司所有,富山宝公司有权独立处分,相应的义务亦由富山宝公司承担。由此可见,大地公司已将自己的所有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富山宝公司。
  第三,尽管在 2005121日大地公司与大金利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约定大地公司将其 199313日和 19961120日先后两次与福星公司签订合作开发涉案 金银城 项目协议中大地公司占有股权的 75%转让给大金利公司,大地公司向福星公司声明退出原有协议,由大金利公司向福星公司一次性买断该项目,大金利公司为此补偿大地公司人民币 150万元,但是,大金利公司并未实际参与到涉案 金银城 项目的开发,其与大地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
  第四,大地公司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利害关系,本案的实体处理亦未损害其合法权益,大地公司未参与本案诉讼,同样也没有影响到其他各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大地公司并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在一审中没有追加大地公司为第三人并无不当。综上,富山宝公司和大金利公司提出的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遗漏了大地公司作为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富山宝公司各项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妥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684 009元,由深圳富山宝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延平
代理审判员 李 琪
代理审判员 王林清
00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柳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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