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侦查能力，弱化供述影响
□法律要明确、具体规定坦白从宽幅度
□如实供述应从“义务性”改为“自愿性”
相关案例：张某系某国有工厂司机。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日，张某受该厂厂长韩某委托，向某食品公司肉类加工厂要欠款。张某要回５万元欠款后，未交给本厂财务人员。张某供述：他从肉联厂要回欠款５万元的当天，就把款交给了本厂会计冯某，冯某用圆珠笔给他打了个收条，其本人也向厂汇报了，后来以为这张条没用了，就撕了，后张某又改称这笔钱要回后交给了厂财务科长赵某（已去世），而冯某称：没收到这钱，在检察机关调查后，张某让她说当时张某把钱给了赵某、赵某又把钱给的她，冯某未同意。
上述案例主要问题：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变化给案件事实的认定带来困难。张某要回欠款后是否交出，交给谁了，证据不一。办案人员经过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两次辩解没有相关的证据支持，可以认定其贪污事实存在；另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辩解无相关证据来否定，无法认定张某涉嫌贪污罪。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一直是司法人员十分关注的证据种类。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作为一种直接证据，确实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信息量，并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另一方面，侦查技术含量普遍不高的现状，使得获取其他直接证据相对困难。于是，供述逐渐从所有法定证据种类中凸现出来，成为一种受侦查人员“青睐”和优先选择的证据。而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出于对刑罚的畏惧心理往往不讲真实情况，造成供述和辩解内容虚假的可能性和反复性极大。诉讼实践中，供述不断出现变化的现象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公诉、审判环节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探讨其变化的原因、实践中的应对及怎么预防其变化，对刑事诉讼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供述和辩解变化的种类和原因
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变化形形色色，其表现通常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从有罪供述到无罪辩解的变化。第二种是从有罪供述到罪轻或应当从轻、减轻、免除处罚辩解的变化。第三种是从此种无罪辩解到彼种无罪辩解的变化。
出现以上变化的原因主要为：（１）本来有罪，但为逃避制裁故意编造事实，以打乱侦查人员视线，当意识到原说法无效时，就又作出另一种狡辩，意图掩盖事实；（２）基于隐私、隐情而作虚假辩解，待虚假辩解被揭穿后，作出了真实的无罪辩解；（３）也存在确实没有犯罪行为而被诬告的情形，一般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不作辩解，只说“没这回事”，而案件到公诉或审判阶段，当其意识到将被无辜推向受惩罚的“深渊”时，即作出辩解，请求伸冤。第四种是从无罪辩解到有罪供述的变化。
实践中此类言词证据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为：
１．证据形成的违法性。如侦查人员或办案人员采取刑讯逼供、诱供、指供等。
２．证据的不确定性。在原始证据的收集、固定方面存在缺陷，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性、关联效力较弱。证据达不到确凿充分的标准，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可乘之机。
３．程序的违法性。侦查人员没有严格遵循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要求进行讯问，不让犯罪嫌疑人阅读笔录，这些程序的非法性为翻供打下了埋伏。
４．由于串供导致的翻供。某些诉讼环节监管不严，没有相应的防范串供措施，比如同案犯被关押后进行过接触，或强制措施采用不当，而现代社会的便捷通讯手段使其能迅速获得相关信息，或个别律师违反职业道德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风报信。
■对供述和辩解变化如何应对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出现变化，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司法工作人员要学会发现变化。二是要敢于面对变化，不受变化迷惑。三是要想办法防止变化。侦查中要转变思想观念，注重以物证、书证为中心固定证据；同时，要转变思维模式，注重侦查谋略，坚决杜绝刑讯逼供，讯问要注重方法，在不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要转换工作方法，运用科技手段取证。四是要查明变化原因，以作出正确处理。审查中，要认真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查明翻供与原供的不同点，全案对照，作出适当处理。
■如何预防供述和辩解的变化
笔者认为，要解决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变化对司法困扰的问题，关键在于从立法和制度规定与实施上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以保证其供述与辩解的稳定。
（一）司法人员应当转变观念，减弱对供述的依赖。不能把所依据的重点放在供述上，供述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主观印象的言语表达，很容易与客观真实相背离，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更何况其表述主体作为刑事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受趋利避害心理的影响，容易作虚假供述。所以，司法人员在审查与认定事实时，不能寄托在供述以后不会变化或可能会变化上，应当用发展的眼光、辩证的眼光去对待。
转变这种观念，关键在侦查。虽然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诉讼模式是以审判为中心，但在实践中，检察官、法官审查、审理案件还主要是通过审阅侦查时所获得的书面材料来实现，被害人、证人出庭的仍占极少数，“直接言词原则”远没有实现。所以，侦查环节作为“加工”案件证据的过程，非常重要。侦查活动应当转移方向，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全力收集其他证据，弱化供述变化对事实认定的影响。
（二）对预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变化的立法建议。
１．应当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制度具体化，并纳入法律规定。这一规定太原则化，在实践中体现不明显。所以，建议立法对相应条款予以具体化，在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对坦白与作虚假供述区分不同情况，明确规定出相应的量刑幅度，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而确实得到从轻处罚，促使其自愿作真实供述。
２．刑诉法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义务性”修改为自愿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把如实供述作为一种义务规定下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不够，二是容易导致非法取证和虚假供述，三是这一规定主要是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觉上，而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如实供述其实很难实现，规定形同虚设。
因此笔者建议，可将“应当如实供述”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选择供述与否，如果如实供述，将受到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如果不如实供述，仅凭其他证据相印证即可以认定有罪的，可予以从重处罚”。这样，可有效地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在自愿基础上的供述当然更具体，更具有真实性和稳定性，既有利于诉讼顺利进行，也有利于日后的教育、感化罪犯，达到改造的目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河南省中牟县检察院）
